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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劃界對城市規劃學的啟示

時間:2007-12-31  來源:《規劃師》2005(7):10-13  瀏覽:1664次
從兩種思維的表現形式看,認知型思維的高級形式是理論思維,籌劃型思維的高級形式則為工程思維…這種現象十分普遍,即使是那些公認的城市理論家或政治家在闡述完自己的理論和觀點之后,也很少能忍住不順便提出實現這種理論和觀點的對策和建議…在自然學科中,認知和籌劃理論和工程是分得很清楚的…在他們看來,工程設計跟理論研究總是如影隨形的,他們甚至把“理論是否聯系實際”作為評判理論的第標準…
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劃界對城市規劃學的啟示1、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思維誤區

  一般認為,人類有兩種旨趣殊異的思維活動①:一是認知,二是籌劃。認知是為了弄清對象本身究竟是什么樣子;籌劃是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種條件做成某件事情。認知的最高成果是形成理論,即用抽象概念建構起來的具有普遍性的觀念體系;籌劃的典型表現就是工程,即用具體材料建構起來的、具有目的性和個別性的實存。認知的結果是形成觀念體系,它是客體對象的主觀化;籌劃的結果是形成實存,它是主體意愿的客觀化。從兩種思維的表現形式看,認知型思維的高級形式是理論思維;籌劃型思維的高級形式則為工程思維。

  在自然學科中,認知和籌劃、理論和工程是分得很清楚的。例如,數學家在研究三角形時,知道自己是在研究一種道理,不會過多地考慮三角形在現實世界中會是什么樣子;而工程師在建一個三角形的建筑時,則不僅要知道三角形的原理,還必須考慮三角形建筑的功能、材料、環境場地及外觀與裝飾等,同樣他也不會過多地考慮自己所建的是否是一個純粹的三角形。在這里,數學家和工程師分得很清楚,他們各司其職。

  但在人文社會學科中,理論和工程常常分不清楚,混淆在一起。即使那些長期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人,也很難對這些問題有高度的自覺:“自己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還是在繪制生活的藍圖?”“理論研究與工程設計在思維方式上究竟有什么差異?”例如,在城市規劃中,我們常常先探求有關城市的理論和規劃原理,其中還夾雜著某些城市理想,然后,順著思路就會提出若干規劃建造城市的建議和對策,甚至還有城市方案。這種現象十分普遍,即使是那些公認的城市理論家或政治家在闡述完自己的理論和觀點之后,也很少能忍住不順便提出實現這種理論和觀點的對策和建議。在他們看來,工程設計跟理論研究總是如影隨形的,他們甚至把“理論是否聯系實際”作為評判理論的第一標準。這一點,是人文社會學科領域普遍存在的思維誤區。而在自然學科中情況則大不相同,試想如果歐幾里德(Euclid)在《幾何原本》的每一條原理后都來一段應用對策,愛因斯坦(A·Einstein)在闡述完相對論之后附上一張工程技術圖紙,那一定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

  人文社會學科之所以不能像自然學科那樣清楚區分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主要是因為兩者的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質的差異。自然學科中的理論,單純以求解自然之理為目的,其對象是一個無價值的世界,只有“本來怎樣”的問題,沒有“應該怎樣”的問題,因而其理論建構不受價值取向的干擾;人文社會學科中的理論,面對的是人的世界,這個世界隨時都在發生和解決“應該怎樣”的問題,同時又依然存在著“本來怎樣”的問題,并且兩類問題總是糾纏在一起,結果使得“本來怎樣”受到“應該怎樣”的影響,“應該怎樣”又受到“本來怎樣”的干擾。

  因此,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人們常常會在不知不覺中陷入這樣的思維誤區:一方面,搞理論的人理所當然地將研究所得的理論體系當作工程設計的藍圖,以為理論上成立就等于工程上可行,甚至認為理論越完美,工程可行性就越大。即使在實施中碰壁,也往往歸咎于理論不夠成熟,或是施工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搞工程的人又常常習慣于用自己的工程經驗去構造理論,試圖將自己主觀意圖的實現轉化為客觀的道理去普遍推廣,結果造成理論的庸俗和失效及工程難以實施的社會災難。

  理論思維超越理論的范疇去設計工程,工程思維超越工程的范疇去建構理論,這兩種現象可稱為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方式的僭越。它在自然學科中較少發生,但在人文社會學科中卻相當普遍。

  以柏拉圖的《理想國》為例,它既是運用理論思維探索社會生活原理的最初典范,也是理論思維僭越工程設計的典型例子。《理想國》的原名“Politeia”的含義為公民的條件和權力、公民生活、國家制度等,本無“理想”之義,譯作《國家篇》似乎更符合原意,即柏拉圖試圖探索一個“本來怎樣”的國家原型。實際上,柏拉圖在對《國家篇》的描繪中又自覺不自覺地摻入了自己個人的理想,把一個“本來怎樣”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本來應該怎樣”的國家,即《理想國》。將“應該怎樣”和“本來怎樣”混淆在一起,這是一切人文社會學科理論不可避免的通病。

  如果柏拉圖的《理想國》僅僅是建構一個“本應怎樣”的國家理論體系,到此為止,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但人文社會學科理論思維的“目的性”(或稱“功利性”)又驅使柏拉圖馬上開始了關于“理想國”的性質、結構、布局、面貌及實現方式等方面的“理想國”工程設計,而且相當詳細。例如,柏拉圖在論述國家的護衛者時,不僅論述了護衛者的理念,而且還論述了其生養、教育的具體辦法:“諸如女護衛者必須跟男人一樣裸體練操,最好的男女要盡可能多地結合,法定年齡段外的妊娠必須終止……”;在關于“理想國”城市的布局方面,他提出:“理想國中的城市中心是衛城,在其周圍建起一圈城墻,城市其它部分從這一中心呈輻射狀分布,并進一步細分為若干地塊且相互取平,占地好的面積稍小一些,占地次的面積稍大一些……”可見,柏拉圖由對“國家篇”理論體系的建構自覺不自覺地轉移到了“理想國”的工程設計,其結果必然是工程設計難以實施或招致失敗。柏拉圖一生曾三赴西西里島,希望通過敘拉古的君主實現其政治理想,歷盡艱難,差一點被賣為奴隸②。類似的例子還有中國儒家的“圣人學說”,它是當時中國培養“圣人”的一流理論模型,但孔子周游列國,顛沛流離,終究沒能培養出幾個圣人來。太平天國也是以均貧富的理論設計國家工程的失敗例子。

2、對城市規劃科學性的探討

  城市規劃學科從其歷史發展來講,源于人文社會學科。因此,它具有典型的人文社會學科思維的特性,即便它其中涵蓋了若干自然學科的內容,但它與純自然學科仍有很大不同。那么,在人文社會學科中,城市規劃是理論學科還是工程學科呢?如果是理論學科,那么基本上就是城市研究的問題,即城市是如何存在、如何運作的,如城市經濟學、城市社會學、城市生態學所涉及的問題;如果是工程學科,那么城市規劃的主要任務就是按照人們的客觀需要去繪制城市建設的藍圖,或者按照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原理去規劃建造“城市”這樣的人文社會工程。但是,什么是人們對城市的客觀需要呢?或者說人們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呢?什么是城市規劃所必須依據的原理呢?這些都是城市規劃本身需要回答的問題。因此,城市規劃學科在起源時就既要運用理論思維,又要運用工程思維,它自身也在不知不覺中陷于一個自問自答的怪圈,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混淆不清,相互干擾,這就在思維方式這個根本問題上為城市規劃的科學性留下了隱患。

  “我們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還是在繪制生活的藍圖?”“理論研究和工程設計在思維方式上到底有何差異?”城市規劃學科中很少有人自覺高度關注這些問題。正因為如此,到現在城市規劃學科的自律性仍沒有建立起來,其內容和范疇仍呈現出無限外延和無限發散的趨勢。在目標上,它由土地利用和空間安排擴展至城市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和環境各個方面;在內容上,它由城市研究、城市分析擴展至總體布局、工程技術、政策設計和社會過程。一項規劃、一個項目,甚至一篇文章,由規劃研究到規劃方案,由理論到工程,方方面面,無所不包。由此可見,本身就跨學科、跨領域的城市規劃無限外延和擴張的結果就是“無所不包,無所作為”,缺乏足夠的科學性和指導作用。正如威爾達斯基和亞歷山大批評城市規劃時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規劃是無所不包,也許它一錢不值”(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may be it is nothing)③;“如果規劃不是無所不包,也許它還有點用”(If planning is not everything,maybe it is something)④。這從一個側面對城市規劃學科的自律性和科學性提出了疑問,也指出了理論思維和工程思維混淆在一起所造成的惡果。

  的確,在城市規劃學科的發展歷史上,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混淆不清,相互僭越,導致城市規劃失誤的例子相當普遍,尤其是在城市規劃學科誕生的早期。如16世紀托馬斯·摩爾的“烏托邦”(Utopia)、19世紀歐文的“新協和村”(Village of New Harmony)、傅立葉的“法朗吉”(Phalanges)、霍華德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y)及馬塔的“帶形城市”(Linear City)等。這些帶有明顯的用理論思維設計城市的方案,要么在實施過程中遭到失敗,要么使原有的理論大打折扣,深受理論思維僭越工程設計之苦。至于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其本意是提倡城鄉融合,具有嚴密的理論推理和邏輯體系,但他詳盡的城市方案卻像個花園城市,以至于后人以為他要提倡的就是花園城市。由此可見,理論思維僭越工程設計會對城市規劃的科學發展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柯布西埃也是城市規劃史上的一個典型例子。一方面,他對城市的發展充滿著理想,以其超前的思想和認識提出了“光明城市”的理論,并且身體力行,通過昌迪加爾規劃和在他思想影響下的巴西利亞規劃部分實現了他的理想,盡管屢遭挫折,仍義無反顧,是典型的理論思維僭越工程設計的例子;另一方面,柯布西埃更是慣于以工程思維來建構規劃理論的突出例子,在他的倡議下,“CIAM”提出的帶有明顯工程思維特征的“雅典憲章” 影響近現代城市規劃近30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城市規劃的發展,是工程思維僭越理論思維的典型例子。

3、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劃界對城市規劃學的啟示

  鑒于人文社會學科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相互僭越、相互混淆的現象,徐長福博士認為,應對兩種思維方式進行劃界:理論思維只用來解決理論的問題,工程思維只用來解決工程的問題,盡管兩種思維方式可以相互借鑒、相互印證,但不可以相互僭越,即不可順著理論思維來設計工程,也不可用工程思維來建構理論。我們認為,如果將這一觀點應用在城市規劃領域,可以產生相當積極的作用。

  如按照理論思維與工程思維的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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