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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危機:“中華文化標志城”上馬有理?

時間:2010-09-29  來源:北京科技報  瀏覽:921次
事實上,山東要建文化城由來已久…年,濟寧市政府原副秘書長高述群建議將孔孟故地曲阜和鄒城,作為文化開發區進行建設,他也因此成為這浩大工程的始作俑者…歷經多年的討論,年,山東省委省政府向國家發改委報送了文化城的“建設請示”…川地震期間,些創意設計機構參與災后重建的規劃,因此我們將征集時間延長,由原定的年月日,延長至年月日…
經濟危機:“中華文化標志城”上馬有理?“文化城作為一個大型項目,的確可以提供很多就業崗位,比如講解人員、維修工、餐飲員工等。但這是否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的最好方式呢?我不這么認為。”

  從山東濟寧市曲阜向南8公里處,有一座海拔僅有200米的小山。“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這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因為要擬建面積多達300平方公里,傳聞造價超過300億元的“中華文化標志城”(以下簡稱“文化城”)而聲名大作。

  事實上,山東要建文化城由來已久。1998年,濟寧市政府原副秘書長高述群建議:將孔孟故地曲阜和鄒城,作為文化開發區進行建設,他也因此成為這一浩大工程的始作俑者。

  歷經多年的討論,2005年,山東省委省政府向國家發改委報送了文化城的“建設請示”。2007年3月,李建國就任山東省委書記后,提出了把山東建設成為文化大省、文化強省的思路。于是,文化城的籌建工作進一步加速。2007年10月發改委正式批準立項。

  2008年3月1日,山東省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新聞發布會,“中華文化標志城”正式為外界所知。然而從那一天開始,關于“是否該建”的爭論就甚囂塵上。文化城能否代表中華文化、花納稅人的錢是否經過人大同意等問題,使得質疑和反對的聲音此起彼伏。當時共有115位政協委員簽名反對,而后文化城的建設便“只聞雷聲、不見落雨”,這件事便慢慢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11月25日,位于山東濟寧的中華文化標志城規劃處的工作人員對外界表示,該項目將創意規劃方案的征集時間延長到明年3月1日,并言之鑿鑿:“中華文化標志城‘肯定要建’!”

  原來,半年前被認為不了了之的“文化城”項目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一時間,爭端再起。

  11月28日,記者致電山東省中華文化標志城規劃處,一位苗姓處長說:“文化城的項目從沒有間斷過,不過目前還處于征集創意規劃方案的階段,方案確定前不會動工開建。但總體思路和之前公布的沒有什么改變,還是把曲阜、鄒城、九龍山文化融為一體,建設一座新城。四川地震期間,一些創意設計機構參與災后重建的規劃,因此我們將征集時間延長,由原定的2008年9月1日,延長至2009年3月1日。”但目前究竟征集到了多少創意方案?未來大致將以什么形勢來統一方案,苗處長均表示“不清楚”。

  對于“文化城將斥資300億元”的消息,苗處長解釋說:“這是個別專家在幾年前項目論證過程中的個人估算,不代表主辦方的意見。在文化城所有文書資料以及創意規劃方案征集公告中,都沒有出現過這個數字。具體規劃方案沒出來之前,建設資金到底需要多少現在不好說。”
  那么文化城究竟為何敢自稱代表“中華文化”?山東省中華文化標志城辦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文化城的規劃區域來看,涵蓋曲阜與鄒城兩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以及中間的九龍山區近300平方公里的地方,概括為‘兩城、兩軸、三區’。這是一個具有重要中華文化象征意義的精神文化空間,因此我們認為其能夠作為中華文化標志城存在的依據。”

  該工作人員說,“兩城”指代的曲阜和鄒城,都有上千年的歷史。“兩軸”是指華夏文化軸和孔孟文化軸:華夏文化軸是以九龍山與壽丘、少昊陵南北為一線,有中華人文始祖的紀念意義,尤其是九龍山具有龍文化的重要象征意義;孔孟文化軸則是指以孔子之鄉曲阜和孟子之鄉鄒城呈南北對稱的一線,象征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中華文化。“三區”則是指曲阜歷史文化保護區、鄒城歷史文化保護區、九龍山生態文化保護區。

  這個項目雖然從未停止,但至今沒有開建動工,原因很復雜,肯定不是受汶川地震影響這么簡單。”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說,首先,“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名稱就不妥當,這座文化城的名稱最好與孔孟之道貼近,主辦方應該尋找更為科學、中肯的稱謂,而不是一味自吹自擂。

  以孔孟文化為代表的儒家,盡管被稱為‘國學’,但并不能完全代表中華文化。比起儒家,道家更接近中國文化的根底。‘內用黃老,外施儒術’,從漢朝開始,中國的各個朝代幾乎都是如此。即便是在漢朝和唐朝的大部分時期,也是以道家思想為基礎的。”夏學鑾說,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早在春秋時代就有百家爭鳴,中國文化是由多個流派組成的,況且儒家文化的出現距今不過兩千多年,在整個歷史進程上還沒有過半,用它來代表中華文化是不科學的。

  山東濟寧作為孔孟之鄉,有地緣優勢和文化資源優勢,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為弘揚儒家文化建設一個文化城,本無可厚非。”但夏學鑾表示,如果文化城項目貪大求洋、奢華浪費,勢必將與弘揚傳統文化的本意相違背。

  在“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官方網站上,貼著文化部的一個最新文件《推動文化大發展的歷史性機遇》,文件號召“加大投入、拉動內需、文化工作者也要有所作為”。文化城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這份文件是現在他們可以正大光明繼續搞建設的最好后盾。“我們終于等到了天時地利人和的良機,之前有人一直批評我們在搞政績工程,現在好了,我們可以有力地回應:這是根據國家精神籌建的項目!眼下經濟危機對每個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產生了影響,文化城的建立,會提供很多就業崗位,對拉動內需也能起到切實的作用。”

  對于這種觀點,夏學鑾并不十分認同。“文化城作為一個大型項目,的確可以提供很多就業崗位,比如講解人員、維修工、餐飲員工等。但這是否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的最好方式呢?我不這么認為。在目前國內受到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情況下,到底是民生工程更重要,還是文化項目更重要?這值得商榷。”

  眼下,民生工程肯定要擺在第一位。即使籌建文化項目,也要考慮到其產生的市場效益究竟會有多大。”北京交通大學旅游發展與規劃研究中心主任王衍用同時表示,文化城即使建好了,也不大可能產生卓越的經濟效益。“從人們的人文需求和心理需求看,它不會構成太大的吸引力。因為曲阜和鄒城已經是歷史文化名城,只要做好這兩座城的文物保護,適當開發迎合市場的旅游項目,就可以達到‘增加中華文化凝聚力,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目的。而準備斥資興建的文化城,本身并非歷史遺留的古跡文物,日后的文化價值也十分有限,且前期勢必投資巨大,存在嚴重的經營風險,完全沒有必要。”

  一般說來,在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正常、經濟形勢好的情況下,建設文化旅游項目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但現在國家經濟受到沖擊,應該首先保障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的完善。文化城這樣的大項目,并不是恰好贏得了天時地利人和,而是剛好時不對頭。”夏學鑾說。

編輯:童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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